五四時期胡適等人提倡新詩,寫新詩的代有其人,新詩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論述的對象;舊體詩不被修史者「待見」,但寫舊體詩的也是代有其人,有復興的跡象,因而要求舊體詩也進入五四以來的文學史。本文認為舊體詩和新詩各有長短利弊,各有讀者、知音,「舊」與「新」應該並存。新詩有過度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而寫得晦澀詭異的,這應該避免,應該「撥亂反正」,應該參考古典詩學,讓「新」中有「舊」。舊體詩講究詩藻,一般用詞典雅,以致讓讀者看不到當今時代社會的風貌;本文認為應該「開拓創新」,讓「舊」中有「新」。在媒體多元化的時代,文學的讀者日見減少;文學中的詩,特別是今人寫的詩,讀者是小眾中的小眾。寫舊詩也好,寫新詩也好,能「娛人」固然是詩人的期盼,可能還是從「娛己」得到安慰;一般寫詩的人,只能在小聚會中「相濡以沫」「抱團取暖」了。如果有詩人才大產豐,精品與鴻篇迭出,好評潮湧,加上宣揚得法,運氣奇佳,則詩豪、詩傑的冠冕可戴,可領風騷於一時;否則詩人即使如何「自珍」,也只能慨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佳音之過耳」。舊體詩與新詩之「共存共榮」大抵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