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作為《大學》文本中最重要的概念,晚明儒者在詮釋格物時,呈現出一種兼受朱子和陽明影響的傾向。高攀龍作為晚明東林學派的代表學者,身處陽明學極盛時期,意欲解決陽明後學流弊,他的《大學》定本詮釋和格物思想就非常鮮明地展現了這種傾向,意圖以朱子格物融攝陽明學格物思想。就《大學》定本而言,他受陽明影響不再堅信朱子改本,採用崔後渠的古本改本,但卻認為自己與朱子思想一致;在詮釋格物時,高攀龍以「格物」為工夫入手處,推崇朱子學的「窮至外物之理」,又受陽明學影響,強調「知本」,一方面強調「以修身為本」是工夫的落腳處,使格物工夫內收,一方面點出「本之所在也,即至善之所在也」,賦予「本」至善這一精微圓滿的形上義,以加強格物的道德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