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東南出武關,自古為秦、楚間之交通孔道。讀史方輿紀要五二陝西重險武關條已就春秋以降用兵武關之史事扼要臚述。同書五四商州條且云:「州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就軍事上之重要性言,可謂審矣。然唐代承平二百數十年,長安東南甚少軍事行動,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軍事之形勢,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之溝通。蓋唐代京師長安與江淮間之交通,除物資運輸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遠適東川、黔中、江淮、嶺南者,皆利此道之逕捷。兼以唐代士人幾無不蟻趨京師,謀取功名富貴,又喜遨遊江湖適性謀食,故多屢經此道,至有「名利道」之目。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此道交通所及之地區,就其範圍言,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就經濟文化言,又為全國最繁榮蔚盛之域。況汴河交通常為東方軍閥所困擾,不如此道之安全無阻,故此道之重要性益增,德宗時代更明令規定為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道,而為全國第二驛道,直為南北交通之大動脈,豈僅軍事而已耶!此道在唐代之重要性如此,故唐人文史典籍中保存此道驛程之史料頗豐,爰詳為考證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