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的時代問題：兼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

春秋戰國時期的秦文字資料不多，典麗的篆書系統文字材料以太公廟秦公鐘鎛、天水秦公簋、石鼓文、詛楚文為最重要。在太公廟秦公鐘鎛未出土之前，由於秦公簋的作器時代一直懸而未決，石鼓文的製成時代也未能定於一說，再加上學者對〈史籀篇〉的年代頗有異見，遂使得秦系文字從西周晚期歷春秋戰國到秦國統一約六百年間的演變趨向模糊不清。太公廟秦公鐘鎛的出土，除了為盄和鐘、秦公簋的年代提供了新線索之外，也彌補了春秋早期秦文字資料的空白，為春秋秦文字的走向提供了具體的例証。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多仍周舊，在這個基礎上逐漸走向規範、整齊、平穩的風格，從太公廟秦公鐘鎛、秦公簋、石鼓文、詛楚文這樣的發展序列中，可明顯的看出秦系文字在春秋戰國間的面貌。在本文中，筆者先對宋著錄盄和鐘、天水秦公簋作器年代的爭議加以整理，逐一討論分歧的意見，並從彝銘及文獻資料中舉証指出所謂「受天命」皆指立國或始封之君，秦公簋等器銘中「受天命」的先祖應是指秦始立國為諸侯的襄公，「十又二公」應從文公起算，包括不享國的靜公及年幼被殺的出子，作器者是秦景公（576-537B.C.），值春秋晚期早段。石鼓文的製作年代，從文字規範化、整齊化的程度來看，應晚於秦公簋；從某些字的形體和使用的語彙來看，也宜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之間，距秦公簋近些，離詛楚文遠些。唐蘭〈石鼓年代考〉為近代論石鼓年代最詳者，本文特就唐蘭的觀點加以檢討，認為其論說足以証明石鼓年代不應早到春秋早中期，但用以指陳石鼓成於戰國中期的証據卻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