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包括兩個層面:1.認為以「宋明理學+民主科學(新外王)」定位牟、唐新儒學存在重大偏誤。應該說,牟先生的思想創獲及其所可能引發的變革首先是體現於「內聖心性之學」的闡釋和傳統儒家整體思想框架的重構方面:與熊十力根本不同,牟先生打破了傳統儒家「一體貫通」的思想結構,促成儒家思想形態由「體用論」向「超越論」的轉變。應該說,此種轉變有利於促使儒家思想盡可能擺脫現實權力結構的糾結,從而為現時代強化儒家思想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廓清道路。2.被人們視為現時代「精英儒學」典型代表的牟宗三思想,同時蘊含有某種深切的「平等」意識,這是研究者們所忽略的。而當前活躍於內地的以蔣慶「政治儒學」為代表的「王聖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之為「帝王儒學」對於「五四」以下「士大夫儒學」/「平民儒學」的反撲。這是社會存在的直接反映;蔣慶「政治儒學」取「道弘人」的路數,扭曲地引申傳統儒家「君子」「小人」之辨,將「德」與「位」相捆綁,自我封聖和極度輕蔑「凡人小人」(這也特別關涉到鄙夷和仇視西方平民政治的民主體制)。而其「理想國」設計中一個非常核心的環節,就是要仰仗於權力和權勢實行「思想上的專制」,以「成就凡人小人的人格」。這與五十年代後所謂「塑造……新人」的模式如出一轍,無非是要把宰制的觸覺伸進人們的靈魂深處;蔣慶等人的「王聖儒學」一方面與梁漱溟先生早年指出的兩眼只是盯緊「有權無權」的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結構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現時代官本位社會結構和某種腐朽意識形態的「活化石」。歷史上儒家思想的成功主要在於「禮下庶人」,其「聖賢政治」在社會基層(特別是廣大鄉村)亦有相當程度的體現。至於在蔣慶等人所唯一感興趣的皇權政治層面,毋寧說法家思想始終居於支配地位。現時代無論是教育體制及其內涵、社會基礎及其格局、人格造就及其象徵,可以說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契接於傳統的「聖賢政治」。如果「王聖儒學」的理想國不幸言中,也只能是另一個「太平天國」。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民主政治或許是最接近於現實版的「聖賢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