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複製與生殖技術對生物關係之干預,的確對重視血緣親情的儒家倫理學造成衝擊。然而,當我們認清儒家倫理學重心仍在「仁義內在」的基礎上時,則以孝弟為代表的儒家倫理學,其所受生命科摩之衝擊,便不如想像中這般強烈。此中,無論是對命感的體會,對五倫的理解,以及對血緣親情的類比原則,皆仍可維持,而僅需納入內容加以回應即可。當然,這樣的說明只是抽象之理的說明,進一步的內容,就必須納入實存的情境與舉例加以討論了。最後,筆者仍願重申對血緣親情的重視與珍惜,因為其畢竟有其生物學、情感及宗教上之意義,而非可由理性完全加以解決或取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