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以降,箋解注疏《老子》的著作甚多,從文本詮釋的概念來看,《老子》屬於原創性的經典,而歷代解釋《老子》義理的文獻,則是屬於詮釋的系統,而中國老學史,則是由這些詮釋性的文獻組構而成,成為中國學術史的一環。唐代是儒釋道三教爭論的時代,在三教爭論的過程中,對彼此的哲學思想亦有所汲取,因此三教會通的學術思潮便漫衍了唐代的學界,自然而然《老》學家在詮說《老子》時,亦不免沾拈儒佛思想,而唐玄宗的注《老》就是一個例證。玄宗一方面承襲祖制,以《老》為本,另一方面又欲調和三教爭論,故以《老》為本,兼攝儒佛,將三教精華應用在修身理國,因之在《御注》、《御疏》中,出入佛儒的轍跡是隨處可見。由此看來,玄宗的注《老》是帶有政治目的,是為消弭三教鴻溝而作。事實上,《御注》、《御疏》詮釋雖是雜揉佛儒,但在筆者重新建構玄宗理國論的過程中,發現玄宗透過《老子》架設其理國論時,多以儒家角度出發,以「引儒入《老》」的視域進行詮解。站在詮釋學的角度,玄宗「以儒解《老》」的詮釋向度,雖然已扭曲了《老子》的原貌,但從後設反省的立場作觀察,玄宗此種視域,不僅活化了《老子》思想,發掘《老子》思想與儒家學說會通的可能性,但從另一角度來說,此種詮釋向度正可以反映出唐代《老》學,甚至是唐代學術史,在三教會通的流衍下,呈現出創造性詮釋的一面,亦為後人留下一道探索唐代學術文化的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