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新文化運動」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深受政治目標和科學追求的雙重影響。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學術界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為了尋求中國哲學史上的「唯物論傳統」,宋明理學中肇端於張載、集大成於王夫之的所謂「氣學」一系受到了特別的重視。這一影響,至今在各種中國哲學史教材和相關論著中仍然依稀可見,但其學理性詮釋空間卻不能不日漸枯竭。相形之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學界對理學道德實踐意義及哲學思考價值的重新肯定,對張載、王夫之等人的研究也開始重新強調其傳統理學內涵,努力避免非學理性的拔高或過度詮釋,理論分析、文獻拓展和文化意義研究逐漸成為更主流的研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