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從上研究所時(1953-58年)開始,做研究的主題焦點都放在9-13世紀的唐宋變革期的社會變動上。中國悠久的歷史上,改朝換代頻仍,此中是否曾真有過刷新社會構造的全面性變動?換個說法,與其把中國歷史的變遷看作是「政治性、社會性的秩序之盛衰、調和、回復的連鎖」,還不如去探討中國的歷史是否可以從「社會全體的動態史」的角度去考察。進一步說,啟動中國歷史上種種的動態變化的要素又是什麼?關於其因果的關聯性,就史料的範圍內是否可以求得實證?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求證之時,我分從「交通的發達和社會的分工」、「社會的移動」、「都市化」等三個觀點去做。早在我上研究所時,日本已經有幾位學者對「唐宋的變革」作過有趣的觀察。內藤的研究指出,從漢末到唐初,政界和社會的中樞乃由貴族化的官僚勢力所壟斷,安史之亂(755-763年)後的500年裡,在軍閥群雄割據的時期,這些貴族被一掃而盡,解除了對社會的壓榨,庶民階層抬頭。繼之,皇權強化,以科舉制度採用的官僚,果斷地執行整頓了社會基礎建設的政策。宮崎市定繼承此說,更參照了桑原騭藏、加藤繁的見解,把唐宋視為「中國史上近世初期的到來」,提倡了「唐宋變革」這個「普遍史」式的歷史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