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痛：《鬥陣俱樂部》之分裂主體研究

《鬥陣俱樂部》選擇在千禧年前夕上映，作為上個世紀的句點，可視為大衛‧芬奇以電影語言抗衡二十世紀末，面對未知未來的騷動，讓黑色電影變形後捲土重來的代表作品。有趣的是，電影在上映時票房不甚理想，卻通過「第三持留」等紀錄性技術，獲得影迷們的讚譽。本文將討論導致電影《鬥陣俱樂部》主體分裂之因。除了電影主角敘事者「我」／泰勒的主體建構外，也涉及導演對於電影主體的建構，使用了紀錄性技術讓電影得以透過複製，反覆被觀看才發現導演留給閱聽眾的禮物。本文分成四個面向，借重精神分析與社會學探討《鬥陣俱樂部》中的分裂主體問題：第一，使用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被圍困的個人」之概念，分析電影中主角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如何導致主體的精神狀態走向人格分裂，呼應斯蒂格勒所云的「存在之痛」；第二，泰勒德頓作為誕生於時差罅隙的靈魂人物，導演以此角色的後設性質凸顯電影主體；第三，敘事者「我」、泰勒所呈現的身體意識及主體辯證；第四，闡述瑪拉辛格與《鬥陣俱樂部》裏大破壞計劃要摧毀的經濟大樓有何象徵意義，以及我／泰勒在片頭、結尾視覺憬然現前的兩人對話，情節裏卻是分裂主體「我」的自我辯證循環，最終在瀕臨自殺的儀式裏取得主導權，反應人們現代社會的生活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