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中國國族論述下的《賽德克．巴萊》

本文以《賽德克．巴萊》在中國上映後出現的論述進行分析，觀察到論述聚焦在其是抗日之作或媚日之作、少數族裔代表、具備民族史詩、將台灣本土矮化為區域意識的中國政治視角，亦有不吻合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的論述模式，因此本文聚焦在《賽德克．巴萊》一片在中國引起的國族論述進行分析。本文以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為方法，主要分析文本形成的論述及背後的意識型態，探討文化中有主導（dominant）與新興（emergent）的多種論述層次。本文觀察《賽德克．巴萊》作為一文化事件引起的論述如何回應中國主導的國族主義論述。本文認為中國官方國族主義作為一種主導的國族論述時，不論是將《賽德克．巴萊》視為抗日或媚日之作的意識形態都被含括在中國國族主義立場下，以中國國族為中心去批判《賽德克．巴萊》為親日或媚日之作。視其為抗日之作的論述中，以共同對抗「他者」（日本），來強化「自我」（中國／台灣）的論述方式，論述的背後是要將中／日／台的三角關係簡化為中／日關係，進一步將台灣／台灣原住民框進中國的框架中。反之，將《賽德克．巴萊》為媚日之作的論述則是批判此片美化日本，為親日作品不足以展現中華民族性格，本文認為不論「抗日」與「媚日」之說，皆是在鞏固台灣應為中國國族主義的一環的立場下進行論述。此外，在文化論述的多層次中，亦可以看到在文化論述的多重性出現新興冒現的論述內容，跳脫於主導意識形態的論述模式，進而批判中國民族主義的狹隘，亦回應台灣本土論述的脈絡，強調原住民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