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位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如一位名報人所說,是要在當時共產唯物思想席捲神州大陸的時候,於香港建立一個海外的中國文化長城,擋住這一趨勢。當時候情況危殆,並不容許人有樂觀的想法,故徐復觀先生曾說過,即使中國文化要亡了,世界上還會有他們幾位,甘願擔當披麻送終的孝子。當然現在事過境遷,中國大陸不得不回歸傳統文化、孔子的思想;乃至於當代新儒學的思想義理,已經成為現今顯學。但當年新亞幾位創辦人,從他們對民族文化的責任感,迸發出來的著述、事業,在中國教育史與哲學史、思想史上,是非常光輝、令人難以忘懷的一頁。也可以說由於有他們當年的決心,及艱苦之奮鬥,才留下了儒學乃至中華文化復興的種子。這如同唐先生所說,人的不忍之心,可以從「無」中創造世界。印證了他們所相信的人的良知就是天理之所在;宇宙的生化,即是道德的創造的信念。唐先生他們當年除了艱苦辦學,為了學校的持續,到處募捐,撰寫文章,常把自己的所得全部投注在書院的日常所需之外;又持續地辦社會講學,廣交當時在香港、台灣的文史哲專家,包括在家與方外的朋友,可謂是以接續中國文化、哲學的悲願來打天下。如辦了百餘次的新亞文化講座(也集合為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印順法師當年也曾被邀到新亞做晚上的演講。)另外,他們不會給辦學、講學的繁重工作,佔去全部的精力。錢、唐二先生,加上後來的牟先生、徐先生,都一本一本專書、鉅著陸續出版,好像精力在責任感及先哲義理的支持下,可以作無窮無盡的發揮。《新亞學報》便紀錄了新亞書院由草創時期起,他們的學思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