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的寫作風是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中對於先秦思想家的批評,主要以〈問孔〉、〈刺孟〉、〈非韓〉三篇為代表,而〈問孔〉和〈刺孟〉因為非議者與討論者眾多,所以引起後學兩極化的爭論,但〈非韓〉相較於〈問孔〉和〈刺孟〉並未引起太多的討論與迴響,原因不外是認為王充的〈非韓〉不僅對韓非的言論作邏輯的批評外,同時更對其政治哲學的內涵與缺失作了深刻的抨擊,可見在後世的觀點中,王充〈非韓〉的批評是較〈問孔〉和〈刺孟〉更為恰當的,同時認為可由〈非韓〉中確立王充以儒非法的政治觀。但其實〈非韓〉中所隱含的問題並不少於〈問孔〉和〈刺孟〉,因為王充對韓非哲學並未有充分的理解,所以王充在〈非韓〉中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沒有跟韓非哲學相應的,其次,王充〈非韓〉的對象、目的、內容、方法是否得其實,都是必需釐清的問題。故本文藉由〈非韓〉的探討,以呈現出王充〈非韓〉的缺失與困難所在,並以王充對韓非哲學的理解作探討基礎,以釐清王充〈非韓〉是否真正疾其所該疾,抑或是另有衷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