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學是從禮的概念向法的概念發展的過程。這也是從神秘的觀念向客觀的觀念轉化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從天鬼中心向人事中心的轉變過程。事實上，兩者根據歷史條件的不同有著順機能和逆機能的方面。雖然禮的觀念本來是源自於神秘性的觀念，但是它至少可以實現成為大眾的意識根據和政治社會安定的作用。在對禮的觀念的逆機能方面的批判認識，和禮樂的崩潰並以此向法概念的轉換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無法迴避的問題。這就是怎樣從神秘性的觀念中解脫出來，設定一個對現實多樣性的客觀標準和根據，進一步來確保權威和正當性。我認為這是理解先秦哲學多樣化理論的重要根據。墨家所提出的法的觀念就反映了以上的情況。因此墨家一方面用非命來排斥命運論，另一方面也用〈天志〉、〈明鬼〉看似矛盾的理論來宣傳天鬼觀念。這並不是單純的矛盾。從哲學史的發展來說的話，墨家的天鬼觀念中還殘存著神秘性的因素，不能把它看作完全客觀化的法的觀念。實際上這一點不僅是墨家的問題。比如說，雖然有程度上的差異但作為法家理論完成者的韓非，其「刑名論」的體制也具有專制主義的色彩。另一方面，它吸收老子道觀念的背景也與此相關聯。法的概念越是客觀化，確保權威和實行的根據就越不容易。筆者認為墨家的歷史觀與法家有一定的關係。法的概念在從商鞅到韓非的過程中有了很體系化的理論上的發展，這可以說是受了墨家相當大的影響。如果說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具有牽制君權的積極作用的話，那麼墨家〈尚同〉中看似擁護專制權力的理論，實際上也是利用天鬼的觀念來牽制君主專橫的不得已的理論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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