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為:魏晉玄學之所以興;清談風氣之所以盛,除了學術思想的承接或流變;政治環境的複雜和紛亂,關於魏晉人士本身的自我覺醒,也當有必然的關係。魯迅、劉大杰、余英時先生,以至時下諸多學者先進,也在這方面多所描述和詮釋。故本文試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容止篇〉和〈任誕篇〉中所提及之人物作為主幹,輔以相關書籍的見解,探討魏晉人士在面對所處的紛亂環境中,如何表現自己的言行舉止、如何品評週遭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是對服飾和儀表的考究,以顯現當代士子的個體自覺、與政治社會的親密互動。此外,筆者認為,魏晉時候的服散和飲酒之風,是構成〈容止篇〉和〈任誕篇〉中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亦是魏晉人士對人生態度的覺醒之旁證,因此本文也希望透過這一部分的側寫,對整個個體自覺的思潮作更進一步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