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先生逝世,深感哀悼。今年五月華梵大學舉辦了「勞思光思想與當代哲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參與其中的「中國哲學與當代文化圓桌論壇」,為此寫了一個發言稿。現送交鵝湖發表,以表達對勞先生的敬意。一、勞先生對唐君毅、牟宗三二先生所認為的中國文化的精神應該轉型才能開出民主與科學一問題,提出了不同的思考。唐先生認為以往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圓而神」的型態,要從「圓而神」轉為「方以智」才能開出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這是唐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最後的〈中國文化之創造〉三章中,所表達的意思。而牟先生對此則有「良知之自我坎陷」之說,此意也可以表示為從「隸屬之局」(sub-ordination)轉而為「對列之局」(co-ordination),如此才能從重德的萬物一體的境界,轉而為主客對列的格局,而後者才可以表現出智性的作用,或才可以表現純智的思辨,而純智的思辨則是民主政治的架構與運作、及科學研究的活動之基本精神。對唐、牟二先生此說,勞先生說他本來是同意的,但後來有不同的思考。據他在〈《中國文化要義新編》序言〉(一九九八)中所說,他不認為民主與科學的產生必須要從內而外做精神上的轉型,從內而發才可能,他認為這一種想法是黑格爾式的思考方式,這一種思考方式他本來也採用,但後來便放棄了。他認為對於民主與科學,可以通過學習、模仿而得,此即是說民主與科學現在已經是大家所共許,認為是有必要的,現代社會必須要此二者才能長期維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