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的經典從《論語》以來,就以突顯其「對話」與「溝通」的內涵見長,而諸多關於為學與為人的討論,也透過對話的情境來重現,這是一種獨特的敘事模式──它不是靜態的文字鋪陳展現,而是動態活潑的互動關涉。儒學的信仰者與研究者,都盡力將這種稍縱即逝的靈光呈現付諸文字或文獻,然則儒學的意義世界卻著重在語言的交流詰問當中,抽離掉語言的精神實在無法建構儒學世界的全貌。本文即從此觀點出發,試圖尋找儒家經典當中重要的、慣常的語言使用,以及這些語言或辭彙的使用如何成為理解、詮釋這些義理的管道。當代新儒家的著述往往有著強烈的個人特質,如牟宗三先生的冷峻理性、唐君毅先生的曲折幽微、以及徐復觀先生的剛猛精進,這些自覺或不自覺的敘事模式、甚至其慣用語彙都影響後來的儒學研究者;也就是說當我們接受了這些語彙時,我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其義理詮釋架構。曾昭旭先生除繼承原始儒家、新儒家的道統與學統外,更積極地面向新世紀,建立其獨特的義理詮釋方法;然其義理詮釋方法,卻富有極強的語言與對話性意義,也就是說,曾昭旭先生的義理詮釋是透過與人(或自我)不間斷的交流互動中形成,也因此透過語言學的進路、或透過分析其慣常使用的語彙來理解其義理世界,確乎能夠突顯其重要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