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晚年歸宗於程朱理學，他在早年則是偏好陸王心學。只是因為錢穆一向以史學家自居，再加上其史學思想的大成之作《國史大綱》（一九四○）出版之前，他有關陽明學的專著，也只有一九三○年出版的《王守仁》（後更名《陽明學述要》因此他早年的王學作品也較少引人注意。根據錢穆個人的描述，他在民國五年時曾陪著學生去考試，當時他在考場外則是捧著王陽明《傳習錄》研讀，表示他當時已經對陽明學深感興趣。不過直到民國十九年，錢穆才正式出版王學的相關作品，這中間已經過十多年的時間，顯然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思索，錢氏已經累積了一些具體心得想要表達。究竟錢穆藉由《陽明學述要》想傳達那些訊息？具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說明。民國建立之後，雖然中國已具備民主體制的雛型，但是隨著袁世凱、張勳等人的復辟，以及隨之而來的軍閥混戰，在在宣告中國的改革並不成功。國內的政局不穩，加上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大強國都在一旁伺機而動，使得中國的局勢更加險峻，為了解決困境，讓中國得以順利轉型，學界人士莫不提供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以備參考。隨著陳獨秀、胡適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展開，一躍成為學界新寵的科學主義就是最佳例子。胡適等人對科學主義的嚮往，主要是著眼於歐美各國在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的發展，因為科學思維的崛起，進而帶動各個層面的進步，使得歐美各國成為現代化國家。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戰爭過程的慘烈以及戰後歐美各國的動亂，不免讓國內學界對科學主義的功能產生質疑。例如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歐遊心影錄〉（一九一九）提到：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既然科學主義有潛在的缺失，不適於合中國改革。那麼中國如要發展成現代化國家，又該朝那個方向努力？梁氏的方法，仍是向西方取經，只是他把觸角從啟蒙時代，往前延伸到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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