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角度來看,大學無疑是舶來品。但嚴重的是,好像到今天還沒有脫離殖民地的發展方式。到今天為止,大學教育的發展在臺灣基本上還處於「形似」的階段。換言之,在發展高等教育上,台灣的大學制度之所以百病叢生,原因在於它只是模仿西方大學中「可見的東西」(the visible),對於西方大學制度「不可見的」(invisible)一面卻仍然似無所覺。這點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首先,在二○○六年解決著名「費爾瑪的最後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的美國數學家Andrew Wiles 在接受沃爾芙獎(Wolf Price)時,表達他對普林斯頓大學的衷心感激,因為為了證明這一定理,在長達七年的時間中,他完全沒有發表任何論文。另一個例子,則是最近才剛獲得「沃爾芙獎」的美國華裔數學家丘成桐。他在接受Discover雜誌訪問時提到了一位後來對其解決「卡拉比猜想」(Calabi Conjecture)起著決定性作用的老師的授課情形,這位現在被推崇為「非線性數學」(non-linear mathematics)之奠基人的Charles Morrey雖然當時在上課時只有他一位學生,但是其嚴謹之作風仍然一絲不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