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創造與客觀表現

一個學術系統之建立而引起同時代的各方面的注意與討論，必有其客觀的意義。如果此系統又是針對時代問題而發，為求解決此問題而用思，則更有意義。如其所欲解決的問題，是時代的切要的大問題，即使不是世界大問題，而只是對其本身的民族文化是大問題，當然更有其大意義：當然、一個學術系統的建構，無論其構思如何精密，或構思者如何殫精竭慮，都不會是完美無瑕的，亦必會為當代與後來的學者加以詰難、反對、或修補的，否則人類社會、人類文化系統不會前進；能引起重視、詰難、反對或修補，對那系統來說，是可喜的現象。至於誰是誰非或那一方面必然，那一方面不必然，那將由人類精神自己印證，由歷史作評斷。所以歷年來許多學者先生們對新儒家，尤其是對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學」的判定與方法的批評，我很少致辭，何況有些是本著同情的了解，是善意的；有些更是拼著鞭策使其更完美的，對這些學者先生的心意，我們尤當感謝。只是近來我重看一些文章，發現批評的意見有兩極的傾向，例如鄭家棟先生則恐懼新儒家之「學院化、知識化」趨向欠缺「實踐體證」的工夫，使之偏離「即哲學即宗教」的立場；另方面余英時氏卻謂新儒家是「教」而非一般意義之「學」，是「以證悟的經驗為重建道統的前提」，而其「強調的證悟在西方人看來毋寧是宗教體驗的一種。」成中英教授似居其中，希望新儒家能以知識與價值的互動作自我超越。至於去世不久的傅偉勳先生，則以為當代新儒家並未跳過「中體西用」的老論調、未建立足與西方、日本兩大學統鼎立爭雄的「現代化」學統，並從大乘佛教的立場批評牟先生的兩層存有論──無執的與有執的；同時置疑其通過「逆覺體證」以建立其「道德形上學」的方法。諸位先生固然本著善意以提點鞭策，但對牟先生的學問系統與方法，有意無意地誤解亦頗多；故竊欲在此短文中提供一、二所思所見，以為參考，希望能澄清一些不必要的推論，如所謂「良知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