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對管仲、魏徵兩人評判的分歧,體現了對儒家傳統恪守的道義觀的維護。程頤對齊國公子糾與小白的長幼關係採取了明顯不同於史實的意見,既使管仲的選擇獲得道義上的支持,又間接打擊了史家對魏徵事功的肯定。儒學的自我更新與創建往往需要依賴於經籍注疏與經典敘事,堅守道義原則正體現了宋儒的這兩重理論構建:《春秋》學的轉捩深契「借經明義」之符旨,而經典敘事便依託於對三代與漢唐的義利分殊。宋儒的努力一方面恢復了《春秋》學的經世傳統,突出了經學的詮釋度與批判力;另一方面對推崇漢唐功業所導致的功利傾向也進行了深刻批判,為宋儒對道義觀的選擇與堅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流播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