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西化風潮席捲的巨大變局下,有「全盤西化」的倡議、「科學主義」瀰漫,中國傳統學術面臨存廢的挑戰,遂激起了「整理國故」之運動,一九二○年代以後大小出版社刊行了眾多標榜「國學」的叢書。大約同時,更加邊緣化的中國命理術也遭遇相似的困境,他們不被學術界所正視,卻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在時代風氣之下,命理術幾乎沒有生存空間與價值。在此危急存亡之際,以袁樹珊、徐樂吾和韋千里為中心的命理界,發出對於時代的回應,這可歸納為「崇聖」、「揚學」、「折衷」和「其他」四大類。「崇聖」是以推源聖賢的方式,建立命理術在傳統學術中的地位。「揚學」在力證命理術具有科學性而非迷信,以求得其地位與價值。「折衷」乃是將命理術與西方學術進行結合。另外還有譯介西方命理以反證中國命理者,有嘗試以白話文撰寫命理書者,有以新研究法從命理術內部進行改造者,在在都針對西化風潮帶來的非難進行強烈的回應。這段命理界的回應,有不少牽強附會的成份,不過這一代命理大家的堅實著作,卻也衝破時代洪流,與經歷一番掙扎的國學一般,持續流傳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