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與不見的戰爭——論記體與賦體及劉裕北伐

六朝時期的文、筆分立，標誌著當時辨體意識的興起。這是奠基於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的與時俱進，將作品從原本的生活實用層次提升到更深的文學自覺，也就是說，早期的文體常是某一種特定場合下的言說形式，比如「頌」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乃是祭祀場合告成的言說；或者「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意謂賦為士大夫在宴集場合朗誦的篇章；而「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則是一種寫在旗面上的文字，可當作通報四方的旗幟，故被用以傳遞軍情，後來又被當作一種征討的檄文。在這樣的文體概念下，以「記」來「記識」，作為一種助其不忘的文字記錄，勢必起源甚早，用其名篇、題書的情況，也十分普遍，比如儒家有專門討論音樂理論的專論〈樂記〉，經部有王肅（195-256）注《喪服要記》一卷、史部有題名為子貢（520-456B.C.）作的《越絕記》等。其共同特色就是維持一種散體獨立的文章形式，內容則或為議論，或為記敘，範圍非常廣闊，更重要的是用途各異，因此一直缺乏獨特的文體風格，也未能累積出足以構成一個類型典範的佳作，故往往與別的文體混同，比如《文心雕龍》就是將「書記」合論，《文選》則將「奏記」連類，到了《唐文粹》才將「傳錄記事」視為一個文體分類。換言之，儘管六朝還沒有獨立的「記體」論述，但不表示沒有「記體」的創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