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坤五〈放屁狗賦〉考釋

臺灣日治時期，由於知識份子求新求變的心理，企圖改造既有的文學環境，因而產生新舊文學的論爭。1924年新文學作家張我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針對當時臺灣各地詩社林立，「詩翁」、「詩伯」比比皆是，甚至召開全島詩人聯吟會的盛況，指出：「臺灣一般文士都戀著壠中的骷髏，情願做個守墓之犬，在那裏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幾年之間，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卻滿腹牢騷，滿口書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書劍飄零』」，「不但沒有產出差強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來」，「埋沒了許多有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潑潑的青年。」該文由於筆鋒犀利，從而啟動新舊文學雙方激烈的論戰。應戰的舊文學陣營中，鄭坤五乃是主將。鄭坤五〈致張我軍一郎書〉除批評張我軍的情緒化語言有失文人資格外，又反對「拘泥官音，強易『我等』為『我們』，『最好』為『很好』」，並延續其對民間俗文學的興趣，提出在臺灣何不採用如《三國志》、《西遊記》、《粉妝樓》之類的「平易文」。1941年黃晁傳〈台灣詩人的毛病〉，列舉詩人毛病有七，包括：作者多如牛毛，作品多「合掌重迭意」；「摹仿古人不已」，失卻自己「天真爛漫的性靈」；「移用成句」，有「詩不厭偷」之誤；「不到其地，偏有采勝之作」等。此文又引發一番大論戰，可視為20年代論爭的延續，當時舊文學方面應戰的主將，仍是鄭坤五。經過新舊文學論爭並催生了臺灣新文學後，臺灣的舊文學陣營並沒有消失，在新文學如火如荼地展開之時，舊詩社和傳統詩文創作也節節高漲，新舊文學之爭甚至此起彼伏延續到日治末期，其原因在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傳統詩文創作具有「延斯文一線於不墜」，乃至堅持和保存漢民族精神的特殊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