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中國性」問題並不能推得太遠,和國學起源問題一樣,都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產物。近代時間被大規模的銘刻在我們概括稱之為「晚清」的歷史時刻,存亡感及終結感讓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面在為歷史算總帳,一面在為未來找出路,在那被緊緊壓迫於過去及未來之間不斷流轉的此刻,「中國」自身被對象化為集體思考的對象。連串的挫敗,使得「中國」在近代體質的條件下被集體診斷為老弱的病體;同時也不得不把作為鏡像他者的「西方」納入主體建構的結構(不論是哪一種形態的中體吸用論--或者從結構的角度說,中/西--體/用論)中,在想像關係中建構起脆弱、不穩定的自我(e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