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情報一直以來都披上神秘的面紗。由於其機密性，許多檔案或文件經常被銷毀；遺留的檔案，原始或管理機關基於各種理由，大多不願意公開，或僅選擇性地公開。為此，研究情報機構或情報史者僅能從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或口述資料進行爬梳。以民國以來的情治機關為例，過去在資料方面最多的是情報機構所編的資料彙編，如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的《中美合作所誌》（1970）、《忠義救國軍誌》（1962）、《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1962）；另有一些情報要員的口述或回憶錄，如喬家才，《浩然集：鐵血精忠傳》（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7）、良雄，《戴笠傳》（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80）、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台北：干苓苓，1986）、沈醉、康澤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康澤，〈康澤自述—我的再清算〉〔收入潘嘉釗等編，《康澤與蔣介石父子》（北京：群眾出版社，1994），頁1-218〕等。華人研究者大多著重個人或機關活動史為中心，如張霈芝，《戴笠與抗戰》（台北：國史館，1999）、古僧編著，《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台北：華新書局，1975）、喬家才，《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抗日情報戰》（台北：中外圖書，1979）、干國勳，〈力行社與軍統局〉〔《中外雜誌》，卷31 期1（1982 年1 月），頁69-72〕、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1984）、洪小夏，〈抗日戰爭時期中美合作所析論〉（《抗日戰爭研究》，2007 年第3 期，頁59-87）、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江紹貞，《戴笠和軍統》（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劉會軍，《蔣介石與戴笠：獨裁統治的忠實鷹犬》（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等。英語世界的研究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儘管如此，這些史料與研究成果，仍無法滿足眾人對民國情報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