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的通史理論與實踐──以「中國上古史綱」為例

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清末民初新史學觀點的提出。自從一九○二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一文以來，新史學的名詞正式出現，此後隨著時局的變化和新史料的出土等因素的影響，新史學不斷增添新內涵，除了批判舊史的體例與內容之外，更致力於建構新史觀、撰寫新的歷史著作。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平民文學帶動了歷史知識走向實用化、通俗化，許多教科書與歷史讀物紛紛應時而出。張蔭麟是繼梁啟超之後耕耘新史學的眾多傑出研究者之一，雖然他論及新史學的作品「總數不過十篇，全長亦不過十萬言」，但仍被推崇是「承任公遺緒最有機會為新史學樹更佳楷模」的人，可見他在新史學思潮發展的脈絡中有其重要地位。本文先從清末民初新史學思潮的形成背景談起，接著分析張蔭麟對新通史的觀點與撰寫原則，最後進一步分析他的主要通史教科書—— 《中國上古史綱》的內容，藉以了解張蔭麟在整個新史學思潮發展脈絡中所受之影響，並由此檢驗編寫歷史教科書時他自己在通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綜觀言之，從外部分析來看，《中國上古史綱》在主題的選定分配上反映了新史學思潮以來的撰述趨勢，並且巧妙地融入新異性標準，實效性標準與文化價值標準，亦即打破以帝王將相中心的狹隘格局，擴展歷史及於「國民全部的經歷」，包括宗教、文化、學術、經濟等範圍。從內部分析來看《中國上古史綱》具有幾項特色：以商代為上古開端，採用專節專章特寫歷史人物，擅長用語體文說故事的方式來敘述，文詞流暢優美，夾敘夾議。但是另一方面，對照作者自己所定之理想目標，《中國上古史綱》仍有其美中不足之處。例如對信史以前之文化、民族起源問題略而不談；經濟史的討論太貧乏以致對社會經濟史的注意不足；引用原始資料的篇幅仍然不少，部份描述往往失之冗長繁雜等。總之，《中國上古史綱》所呈現的體例內容大多切合張蔭麟對自己所揭示的通史撰寫原則，也充份反映了新史學思潮對他的影響，他的努力實踐理論是明顯可見的。雖然在撰寫通史的實際成就與他自己標舉的鵠的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但是張蔭麟至少已在新史學的領域中樹立了身體力行、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