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尚與「八廚」──試論黨錮名士的異質性

以往學界對於東漢末的黨錮名士，大多以概括的角度視之，認為這些士人在精神、行動上大致相同，具有同質性。然而，若對《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所提到的「三君」、「八俊」等共三十五人一一做檢視，則會發現他們雖然同為黨錮名士，但在東漢末年的活動卻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其中差異性最大者，莫過於「八廚」。關於「八廚」之相關史料較為短缺，唯獨八廚之首的度尚在《後漢書》中有完整的個人傳記，故本文從度尚出發，企圖探討東漢末「黨錮名士」這一群體的異質性。筆者發現，度尚作為「八廚」之一，其身份背景、賑濟之錢財來源、成名方式等方面皆與「八廚」其餘成員或其他黨錮名士不同；若再進一步觀察，便會發現「八廚」的事蹟與其他黨錮名士二十七人在東漢末的行動也有很顯著的差異——「八廚」並沒有留下與宦官對抗的紀錄，甚至有一半的人物「位行不顯」，明顯有異於與宦官激烈衝突而成名的其他黨錮名士。因此，從度尚在東漢末的行動以及「八廚」人物的相關記載來看，「八廚」與其他黨錮名士在漢末的行動特別不同，十分特殊。如此一來，所謂「黨錮名士」群體便不是一個有類似行動、類似目標的一群人，而是內部具有異質性，成員組成十分複雜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