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與錢穆的學術論爭看現代學術思想的轉型

錢穆與胡適兩人是近代學術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錢穆主張對中國文化要有「溫情與敬意」，胡適則強調全盤西化。兩人的思想差異、學術歧見，與近代中國整體學術思想轉型、體制變化，有著極密切的關係。1920年代前後，北京大學成立國學研究所，推動「整理國故」運動，形成學術新風潮，強調「學術分科」的現代學術體系也隨之成立。其特色是引進了西方學術分科的概念，打破了中國傳統學術四部類歸之藩籬，並進一步將儒家經典「史料化」，用史料概念重新詮釋傳統典籍。新派學者的主張，面臨了來自傳統學人的批評，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張其昀、錢穆等人，對學術分科的觀念與做法，極為反對。傳統學人追求學術會通合和的精神。對他們來說，現代學術雖以精深專門為尚，但中國知識廣博會通，講求的是「通人之學」，推崇「通人」，不只是因為「博通古今」，更因其有卓識能用世，而此特質無論如何，是無法藉由分科專門的訓練而獲致的。對「典籍史料化」的研究途徑也大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整體應該先於具體問題和史料，尤其不應為了追逐新材料而迷失整體的歷史或重要問題。面對中國文化，錢穆重在發掘「中國特別的長處」，胡適則是為了「捉妖」、「打鬼」錢穆強調體會古人立說的苦衷，胡適則突出今人思想的合理錢穆主張「守舊」而後「出新」，胡適則認定「破舊」方能「立新」。在國學與西學、信古與疑古、抵禦西學與批判復古截然對立的論述框架中，胡適與錢穆的關係交惡，自然是無可避免的，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傳統文化尋找出路的兩種不同典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