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震武及林文瑛兩位教授，是我相識多年的老友。長久以來，他們一直致力於從事「教育改革」的工作，雖然遇到不少挫折，仍然無怨無悔地在傳播他們的教改理念，其擇善固執的精神，令人十分欽佩。在這篇題為〈傳統與現代華人的「士大夫觀念」〉的論文中，他們仍然一本初衷，從心理學的角度，探求台灣社會中「升學主義」的文化根源，用以反駁「分流教育」的教改主張。現在王、林兩位教授願意以他們這篇大作做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靶子論文」，接受學術界同仁的「挑戰」；而我所扮演的角色則為受邀「打靶」的評論人。因此，在這篇簡短的評論中，我不想對兩位教授的教改主張發表任何意見，我祇想從純粹學術的觀點，針對這篇文章的「理路」，提出個人的幾點看法，來向兩位教授請教。王、林兩位教授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是：支持「分流政策」從而譴責「升學主義」的人，他們的人性觀與社會觀很可能跟「士大夫觀念」的深層義理是一致的；譬如，他們相信：「人是有高下的，而且這個高下之分是可以『科學地』鑑定出來的」。為了說明這樣的論點，在這篇論文中，他們花了很長的篇幅，說明華人社會中「士大夫觀念」的起源，認為：儒家強調「君子／小人」互斥二分的認知結構，會逐漸成為階級社會觀的基礎。「這兩個人格原型在其後的歷史發展上，不但被解讀為『賢與不肖』，而且漸漸地與『尊與卑』、『貴與賤』、『士大夫與庶民』等概念合流。這種混同不但為社會階級提供了心理基礎，而且使得不同階級的人，在人格評價上出現了明顯的高低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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