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一個地方社群的派系、廟宇和國家結構的交手過程,本研究企圖理解地方社群做為主體,和做為客體的外在政治結構的協商過程,實是一個文化建構的所在。當Bourdieu以個人的實作(practice)和場域(field)的概念,來說明文化慣習(habitus)的形塑,本研究以地方社群為主體,國家政治結構為客體,闡述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社群文化界線,如何提供一個緩衝空間-即本文所稱之縫隙,和既有的象徵貯存庫,讓前者得以類似手工藝式的創造手法,轉換外在的結構為地方的象徵建構,因而免除了一個政治風暴,也進行了社群自我的文化建構。本論文借用De Certeau與Paul Willis之日常生活政治相關的概念,說明在小群體或個人與外在結構相遇時,並不是簡單的文化抵抗的論述可以詮釋,而是操作或協商的過程與布局。這個操作布局的過程,是在本身的文化體系、外力的強度以及歷史契機等各種力量折衝下,主體的抉擇,並從中進行文化建構、形塑認同。因此本文也將借用Geertz的論點:模糊文類界線才得以表現地方知識形構的特殊方法論,因為文化的相遇不是機械的累積過程。也因此文化認同不可能形塑於歷史之外,歷史、政治與信仰也在這個過程中互相建構和競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