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引起諸多爭議,此一學術政策建立在特定知識觀之上,譬如假設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無二致,皆可透過論文於期刊發表的數量,來評鑑研究的績效等等。本文從社會科學的反身性談起,一方面探究社會科學在當前制度環境下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論述社會科學知識應具有「開放性」和「公共性」的特質,方足以重建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本文亦針對前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會長布洛威(Michael Burawoy)大力提倡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 ,進行不同類型社會學知識的討論。本文指出,無論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批判社會學、或是公共社會學,都奠立於社會脈絡之上,因此「開放性」和「公共性」意味著共通的普遍質素,讓知識可以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並產生改善人類生活的效益。本文認為,開放性是使學術自由成為可能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開放性,知識像是處於封閉空間之中,不能令想像力盡情飛翔;而「公共性」則是使學術責任能夠落實的助力,如果缺乏豐沛的公共性,知識像是鎖在私人倉庫之中,不能發揮造福人類的效益。而台灣的學術界想要擺脫「知識代工」的宿命,須從誠實的自我批判著手,一步步解構不合理的權威、不必要的管制、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如此才能真正激發台灣學術發展的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