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與共時的交會：從伊里亞斯的文明化過程到布迪厄的生活風格研究

The Encounter of Norbert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with the Life-style Studies of Pierre Bourdieu: A Contrast

德國社會學者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在歐洲文明化的研究上是個獨樹一幟的傳統，他標榜的「形態」、「過程」雖然不是今日的主流，不過他對文明如何發展的看法，卻深具啟發性。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就在介紹伊里亞斯的分析概念，他對「人的科學」（Menschenwissenschaften）的理念，以及一些對「文明化過程」的主要批評。第二個目的，在於藉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工具」（thinking tools）—— 習性（habitus）、場域（field）、資本（capital），來描繪伊里亞斯的「宮廷社會」（court society），以證明二人概念上的相似之處，以及理論上的互補性。 本文的結論是，首先，伊里亞斯的歷史分析之缺點，在於「形態」概念過於廣泛，以致於描述多於分析，他必須利用更多的分析概念，才有助於解釋「過程」。對此，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對「形態」是個很好的補充。其次，布迪厄的「資本」分類沒有顧及到暴力的面向，是一個缺點。「暴力」既然沒有從社會完全絕跡，且當它可以合法或非法地轉化為其他資本時，我們就不能忽視它的存在。在這方面，伊里亞斯足以提醒我們，社會學對人以及社會的假設都過於受到「文明化」的影響。第三，兩位理論家都試圖消弭結構與行動的對立，然而，他們這部分的成就仍然難以評斷。因為，若「社會」是一個集體的概念，對「規則」的探討將無可避免佔據比較重要的位置，若說社會學先天上傾向結構的研究，也不足為怪，社會學理論似乎不應再執著於「行動」與「結構」孰重的爭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