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外勞文獻,大多數走出自經濟學或管理學的觀點,因此,外勞議題被視為市場供需或價格的問題、或被視為是某種潛在的危險,因而需要加以管理。這樣的觀察視野缺乏人本的考察,且易簡化外勞出現在台灣的政治經濟意涵。一般認為外勞的大量出現與其廉價有關,然其何以能廉價;以及在廉價之外,外勞對台灣的生產關係、具有何種生產政治的作用?本文循著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脈絡,深化既有的「廉價」論述。
外勞之所以「廉價」,是相對於國內勞工的平均工資而言,但若比較基準是東南亞或中國大陸這些地區,則目前以勞基法「基本工資」的水準而言,顯然就不是那麼的「廉價」了。這裡凸顯出的一個問題是,外勞的「廉價」與否,牽涉到的是不同經濟體的社會發展程度,「基本工資」在台灣,之所以較難獲得勞工的青睞,絕不是以台灣勞動者「好逸惡勞」這樣具有道德性的評論可以解釋清楚,而是這個工資基準要支持起勞工家庭生活,有其客觀上的困雜。弔詭的是,同樣的「基本工資」卻能吸引外勞爭相前來,也正是因為該工資水準,在支持外勞在其母國的家庭生活上,是綽綽有餘。因此 台灣外勞的「廉價」其實是建立在外勞的「生產」與「社會再生產」分離的基礎上:外勞在台灣的「生產」所創造出的剩餘,其中一小部份作為工資給付,作為外勞匯回母國維持其「社會再生產」所需。
外勞對台灣資本家的作用,不僅在於其「廉價」,更在於其對生產關係的作用。在外勞政策, 作為一種「不自由」且「即期」商品的外勞,是大有助益對生產關係的穩定,並嚇阻任何對資本的挑釁企圖,完成資本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