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的歷史研究中,新生活運動常被視為是一種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化身,它的發生主要是為了使進行中的剿匪行動,以及隨後展開的抗戰工作,能夠順逐進行。不同於這種功能性的解釋,本文希望證示,新生活運動基本上是南京政權在面對無法解決的客觀難題時,所採行的一個迂迴解決方案。然而,這個消極迂迴的選擇卻因為它的訴求正符合民初以來的國民改造論述的論點,而獲得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成。為了使新生活的訴求能夠得到貫徹,南京不惜以一種全面醜怪化的方式來銘刻既有的生活方式。這個醜怪政治學的運作,除了使身體和生活直接成為國家權力施展的場所外,也使醜怪的建構成為國家規訓人民的絕佳藉口與管道。蔣介石的領軍討伐舊有生活方式,將它打扮成為國家存在不可共容的敵人,正
體現這種醜怪建構可能具有的政治效應。它的開展不但使南京得以將國家破亡的責任轉移到每一個人的手裡,同時更能使其自身成為新生活的最大捍衛者。這個雙重利得顯示,在法西斯主義、剿匪、和抗戰之外,新生活運動還有一個未曾顯現的歷史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