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居於主導地位之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特殊形式,尤其是在批判理論與論述的場域中 具有犧牲空間性,而偏重歷史性和社會性的傾向。如此一來,人類生活中空間性、歷史性與社會性三者互為辯證的關係就被扭曲了,而且阻撓了在現代運動中,藉由“地理學的創造”所可能獲致的具批判性與潛在的解放洞見的能力,可是,另一方面,現代運動卻成功地促成了“歷史的創造”,並刻意地重塑了社會秩序。
當代有關後現代性、後現代化和後現代主義的論戰,已經開始將空間性重新安置在批判性的思考與實踐之中 並且因此平衡了上個世紀以來對歷史性的偏重。我認為重新安放空閒性的核心工作,乃是對本體論的與理論的歷史主義提出批判。然而,我的意圖不是要將歷史主義換成空間主義,而是要達成空間性、歷史性與社會性這三者的適切平衡,不讓任何一方有詮釋上的先驗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