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企圖對《孽子》提出一個歷史與運動脈絡化的閱讀,分別檢視這本小說所再現的虛構想像社群與當下透過此一文本所形塑出的政治主體想像社群,並進一步勾勒出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本論文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就同志運動而言,把一部再現男娼壓迫的小說做為同志歷史與認同基石的意義究竟為何?逆著敘事體而讀,本文首先挑戰了把《孽子》讀為一則同性戀救贖故事的主流人道主義詮釋,顯示它所再現的一種關於男同性戀的羞恥感是如何形塑小說裡的集體認同,並深究這個特殊羞恥感的形構是如何與卑賤女性特質發生關聯。本文接著進一步歷史化這個羞恥感,將小說所再現的壓迫置放在台灣戰後國族文化透過性交易管制所建立的性秩序的這個正規歷史脈絡來重讀,論證《孽子》為對七零八零年代公眾論述所建構的「玻璃圈」的再現。接著,我把小說裡再現的良家子弟大專生這個主體位置類比於九零年代浮現的同志主體,發現在同志(國)論述裡,《孽子》所再現的男色交易消失不見了。我更進一步探討了同志運動論述所生產的主體與其侷限,特別指出在「現身」議題問題的討論上如何在置移了那份《孽子》所再現與賣淫密切相關的性∕別羞恥感,以及何以這樣的論述效應有和當下反娼∕國族女性主義所建立的性秩序同聲氣的危險。這兩個關於《孽子》的想像共同體的連結於是刻劃了一個關於性主體身分認同形塑的軌跡,而這個軌跡裡的重要關鍵問題正是那個和賣淫密不可分的羞恥感及其在地化的性∕別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