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公訓中心之前,我在交通大學任教了二十五年,並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長,同時致力於婦女研究及婦女運動。很喜歡大學的自由與開放,和年輕的學子親密互動,充滿了活力與希望,似乎青春永遠不老;也自詡為體制外的批判者,在婦運的理念上不斷創新突破,引領風潮。但大學教育的影響畢竟是緩慢的、間接的,當一些所謂校園事件發生時,即使身為教授,甚或教師會會長,仍感到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台灣婦運的生命週期到了1990 年代末,已經走到了制度化的階段,不但法律和機制的設計需要細緻而深入地經營,在執行層面更面臨巨大的挑戰。我們看國外的婦運發展,立意良善的法律在遇到思想守舊的地方官員時,也難免功虧一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