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在二次大戰前夕曾在表達反戰思想時說過:「作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1吳爾芙當時以強調性別(男女)差異的「女性結盟」來消解國族主義認同的策略,遭到後來的(如第三世界和黑人)女性主義者批評為忽視女人間的差異,以及女人與國家、國族間複雜深刻的關係。的確,女人與家國的關係無法簡單化約為「同盟」或「對立」,尤其是當我們處在現今時空收縮、人口與資本都高度流動的全球化時代,不論是性別的界線還是家、國的疆界,都因為「移動」(mobility)而產生了文化身份的多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