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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姜文斌的〈論傅柯「人之死」的概念兼談主體解放與生命的意義〉。該文首先指出，在尼采高喊「上帝之死」後，作為主體的人被抬升至首位，從此人只是一個有限存有，不再與無限相連，傅柯把這種看法稱之為「人之死」，以此揭示主體的消亡。傅柯認為，康德把「我能知道什麼？」、「我應該做什麼？」、「我可以希望什麼？」這三個哲學最基本的問題歸結到「人是什麼？」的問題上，使現代哲學成為了探究「人」的科學，並在十八、十九世紀發展出以人為本的人文科學。從此，人成為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限」也只能透過這個「有限」的主體去加以掌握，使現代哲學充滿了對主體的迷信。傅柯進一步指出，十八、十九世紀所建構出的人文科學是以人的有限性為基礎，而不去探討上帝與絕對這些論題。他主張，我們必須拒絕這種人文科學，因為人就其有限性而言是不能與無限分離的，尼采「上帝之死」的主張終止了人與絕對的關係，這可以說是對人的謀殺，人從此失去了整體的形象，剩下的只是一堆雜亂的碎片。最後，該文指出，人文科學必須從對主體的迷信中掙脫出來，不再只是把人視為一個有限存有，人具有與無限與絕對連結的向度，如此的人才會是一個完整的人，才有可能活出真正的生命意義。
第二篇是張譽薰的〈論道教與藏傳佛教《西藏度亡經》臨終過渡階段的生命關懷〉，探討藏傳佛教與道教之所以重視人死之後「七七」四十九天的原因及其重要性。該文首先指出，道教的生死觀建立在「不死」的神仙崇拜與「養生」的修煉功夫，對於死後無法尸解成仙者，多藉由科儀來達到死後成仙的目的。此外，由於道教主張人死之後，七天散一魄，因此，在「七七」四十九天七魄散盡之前，藉度亡儀式來凝魂聚魄，亦即民間一般所稱的「作七」儀式，將後天污濁之氣轉化為先天之元氣，以達得道成仙的境界。藏傳佛教的死後世界觀則有所不同。《西藏度亡經》認為人輪迴於六道之中，死亡是由一個階段轉化至另一個階段，轉化過程歷經「臨終中陰」、「實相中陰」、「投生中陰」等種種不同的中陰，分別代表吾人死後生命不同的意識境界。亡者處於中陰過渡階段時，法師藉由不斷提醒亡者聆聽並配合中陰教法，以入胎復還人間世界；讀頌《西藏度亡經》得當者，甚至可不經中陰階段，即身成佛。最後，該文強調，道教之所以重視亡者「七七」過渡階段，是因為這是「成仙」的最佳時機，若超過「七七」，亡魂將落入九幽地獄；而按《西藏度亡經》的觀點，「七七」乃「成佛」的關鍵時刻，若超過「七七」，亡魂則將重入六道輪迴。道教與藏傳佛教《西藏度亡經》分別建構了「成仙」、「成佛」的死後世界觀，而對道教與藏傳佛教而言，「七七」階段皆扮演了人死之後將往何處去的關鍵角色。
第三篇是林素英的〈《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的儒學義理詮釋—愛你一生一世的實踐範例〉。該文從古代儒學對喪禮所蘊涵的義理為根柢，來詮釋《送行者》對於入殮禮儀的文化意義。首先，該文指出，《禮記》與《儀禮》多記載喪禮儀節，其中以人從始死到入殮的細節安排為多，最能展現喪親者對死者的關懷之情。入殮禮中，入殮師以慎恭敬謹、尊重生命的態度為死者去除塵染、重複潔淨，協助喪親者告別摯愛，貫串了生死兩端的親密關係。該文透過古代儒學中的喪禮闡釋與現代《送行者》入殮禮之對照解析，指出古今飾屍方式、哭禮哀樂、禮儀師秉持仁愛之心體貼備至的服務亡者遺體，皆是協助喪親者表達真愛死者一生一世的誠摯心意。最後，作者強調，現代入殮禮儀應活用古禮「事死如生」的原則，使送別摯愛的慎終儀節成為充滿愛與關懷的生命場景，在死亡所造成的的關係斷裂中，禮儀師隱形地修補療養了喪親者的心靈，使喪親者與死者的關係超越生死兩隔，重返和諧之美。
第四篇是劉若韶的〈Jeffrie Murphy 論康德式自律與上帝的誡命〉，為一般研究論文。該文首先指出，上帝誡命論就是以上帝意志或誡命做為道德法則基礎的理論，這種理論與Kant 所強調的「自律」是否相容呢？ Jeffrie Murphy 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劉若韶則對Murphy 的論點進行評析與反駁，試圖證明Murphy 對於Kant 自律概念的掌握是有問題的，以此否證Murphy 宣稱二者相容的看法。該文指出Murphy 論點的兩個重要歧義之處。第一，Kant「自律」概念的核心意義是「自我立法」，意思是說，道德法則的基礎在於人的理性意志，由人來為自己訂立道德法則。針對此觀點，Murphy 的看法是，Kant「自我立法」的說法本身並不合理，Murphy 的理由在於，任何行為的道德法則不可能由行為者自己產生，「自我立法」是一個超乎事理的荒謬說法。該文則指出Murphy 對於Kant「自我立法」的理解並不正確。Kant 所謂的「立法」，是指當個人宣稱他的理性意志與道德法則相合，那麼他就是一位立法者，而不是指任何人來實際訂立道德法則。既然Murphy 對Kant「自我立法」的理解是不正確的，他對Kant「自我立法」概念的批評也就不成立。第二，Murphy 認為，Kant 可能以「出於感性動機或偏好的行為必然是他律的」做為前提，來把上帝誡命論判為他律。這是說，人可能出於對上帝的恐懼，而不是出於自律來做出某個行為。針對這一點，該文指出，根據Kant 本人的看法，對上帝的恐懼或害怕或許是一種感性動機；但是，對上帝的敬畏卻是出自於義務的一個意向（disposition）。該文最後收攝上述觀點，指出Murphy 試圖調和康德式自律與上帝誡命論的嘗試是落空的。該文並強調，Kant 的「自律」概念顯然對上帝誡命論帶來相當大的挑戰，要處理這個問題，需要先對Kant 的「自律」概念有正確掌握，才能有效因應。
本期文稿探討了傅柯「人之死」的概念、藏傳佛教與道教對於臨終後魂魄與靈魂過渡階段的不同看法，並極具創意地解析了入殮禮儀的儒學意涵。這些研究深度反思了「人之死」主題，詮釋了把主體視為首位這個看法的侷限性、臨終後魂魄究竟何去何從，以及亡者與喪親者之間藉入殮禮而重塑愛的關係等課題。學者們嚴謹、務實地探討究竟何謂死亡，以及死亡之後靈魂意識變化等研究，成為引發讀者思考「我為何而活？」這個根本問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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