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致罪──保人與唐代獄訟制度

Guilt-by-Association—Guarantor and the Judicial Litigation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唐律》所謂因人以致罪，是指由於他人犯罪而連累獲罪者，包括藏匿罪人，或過致資給及保、證不實等三大類。在「犯罪共亡捕首」（總38條）中，則規定罪人如果自死、自首或遇赦，所受連累罪的保人亦得隨之免予處罰或減輕處罰。易言之，如同「保人不如所任者」（總386）指出隨罪人而得罪者，故與罪人「同坐」、「同罪」或「減所保罪人罪二等」。在「赦書到後百日」（總35條）中，又指出「見在不首，故蔽匿者，復罪如初」，不過「賣買有保，既經赦原，無問百日內外，雖不自首」，不必坐罪。由於《唐律》將保人視作非正犯，因此得以不受處罰。 唐代的訴訟過程中，究竟在哪些場合需要保人呢？保者既關於犯罪，就有保他人無犯罪事實，及保他人不逃避，甚至訟結之後的取結，有保其不再為非。就官吏犯罪而言，原來任官的推薦保人應承受何種罪罰，以及「責保停務」又是如何實際操作呢？就百姓而言，嫌疑犯被杖拷滿二百數而不認罪時，也要取保；犯徒流的罪人若有保者，則可以脫掉盤枷刑具，當犯罪事實明確的犯人申請保辜時，如何尋求適當保人，以便外出對被害人進行照料呢？在各種案類中，保人的罪罰果然如刑律所言，僅僅處以減罪人二等，抑在遞送保證的文書時，另附有其他申明加重刑罰的文字呢？ 本文從《唐律》中所見保人的刑罰著手，分析保人在法令中的性質及案件類型；並進一步搜集唐代保人相關文書之史料，對比法令的規範，深入了解唐代的保人角色，最後嘗試分析保人的來源，觀察保人和犯罪人的關係，以及保人成為唐代社會安全保障一道防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