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調解模式之實證研究──以「病家為何告醫師」為中心

近一、二十年來醫療糾紛頻見於報章雜誌，其中尤以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科糾紛最多，故醫界有「五大（科）皆空」之譏，醫界防衛性醫療之議再起；法院自2012年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首行醫療調解，臺灣法務部亦從2016年試行「推動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調處機制試辦計畫」，因試辦有成，臺灣行政院於2018年4月16日提出「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預計將於今年立法完成，而該草案係採行政調解前置主義，亦即民事、刑事訴訟前應行強制行政調解，期望經由醫療、法律調解委員之協助，而能使病家知悉醫療真相，促成病家與醫方和解，重拾「醫病信賴關係」，解決醫病緊張關係。筆者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庭長任內推展之醫療調解及醫療諮詢、醫療鑑定試辦制度，迄今已逾6年，其中調解成立比例由第1週年時52.6％逐年下降至4週年時之29.07％，其中原因為何，實值探討。本研究參酌臺中地院自2012年起之醫療調解之統計結果及2016年8月至10月間對醫療訴訟當事人原告病家、被告醫師／醫療院所及關係人醫療調解委員、司法官之問卷結果，期望從本土實證經驗出發，參酌先進國家醫療調解之比較法制，檢視現行醫療調解採行「評價式調解」之優劣點，提出可行之本土醫療調解模式──敘述型調解，期使醫療調解發揮訴訟外解決紛爭功能，為重塑醫病信賴關係，盡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