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至五四運動後,中國受西潮、日本學說的影響(佛洛伊德、貞操論等)讓「戀愛」、「性」的文化符碼意涵不斷被改寫、重構,但在個人解放浪潮的同時,中國紛擾的政治情勢,同樣左右青年一代的知識份子,最後在「大我」、「小我」的並置間,革命戀愛小說被生產。引領此書寫風潮的蔣光慈,被李歐梵稱為「浪漫的左派」,或許正是這種將革命視為浪漫個人主義張揚的信念,比起將革命視為國家(族)主義的作家,讓蔣光慈在其書寫中,往往讓革命與戀愛不是一組相斥關係,而是兩種可以彼此轉化相乘的浪漫激情。其在1930年發表〈衝出雲圍的月亮〉一文,是把革命議題,從個人情感,推到女性個人情慾的複雜化書寫,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當我們從中國五四以來的社會背景、文學書寫爬梳愛欲現象及話語,蔣光慈的革命、情愛、情欲三者間,又是以何種姿態在此社會脈絡中相互演繹?在左派的革命視域下,戀愛是如何被想像?而蔣光慈將女性情慾引入革命敘事,其意義為何?初步的研究發現,蔣光慈試圖渲染以「革命意識」做為相愛條件,以此縫合革命、情愛的兩種激情,試圖催生一條通往戀愛的途徑,在時代意義上,則可視為是銜接父權,將革命意識重新形構成一種唯一性的擇偶準則,而革命意識的精神價值層面,同時也提供了戀愛男女一種能共有的精神信仰。而女性的「身體革命」,讓女性欲望與革命敘事並陳,但蔣光慈意在從性別慾望連結到上海的慾望空間,進一步讓欲望中的原欲性、物質性,被挪用成一種排它的符碼,成為辯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形象的載體,女性慾望在此仍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被書寫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