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同志，莫忘歷史──論《無偶之家，往事之城》

發展自七○年代中期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在八○年代所面臨的一個瓶頸，是電影學者在倚賴電影設置（apparatus）理論的同時，往往將女人單一、抽象化約為「女性」（Woman），卻忽略了「女人」（women）彼此之間的差異，乃至於個體內在的矛盾。而當理論所強調的是體制霸權式、系統化的壓迫以及觀眾的消極接收，也常常抹煞了電影觀眾與電影工作者與體制進行協商（negotiation）、甚至於反抗體制的可能性。易言之，當主流的女性主義電影學者致力於抽象父權的批判，常不自覺地壓迫了真實女人的存在，而陷於父權的共犯結構。面對這樣的困局，電影研究在八○年代後期出現了一個重要趨勢，是從電影設置的研究，轉向於對電影觀眾的探討，嘗試將種族、階級、性取向等身份重新納入理論的考量，並著重於電影觀眾所置身的特定歷史脈絡，試圖在理論（抽象同質的理想觀眾）與現實（作為經驗主體的真實觀眾）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