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北臺大儒張純甫先生(名津梁,號興漢,1888~1941)的著名論點「是非雙十說」(是左十說與非墨十說),多為學界所熟知,亦多有研究評議,然在此兩議題之外,他還曾與友人魚雁往返討論「積極」與「消極」兩說之是非,則較少為學界所關注。當時純甫先生力排眾議,堅稱「消極退守」之說為是,而「積極進取」之說陷求名逐利之弊。學界或以其說近乎道家「無為自然」之主張,於著重人文化成之儒學思想有所不切。然筆者綜覈先生之論,發現其反覆申論:所謂的「消極」,即「進/退」這一對反詞組中的「退」字,進一步言之,當以《中庸》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一概念來加以體會,若採現代的語言詮解之,則是「退至現有地位而行吾素者」,亦即「知止」、「安貧」、「反本」、「克己」的修養論,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獨特認識。又將純甫先生上述發生於1930年前後的爭辯論點,取之與時任北京大學教席、當代新儒學的核心開創人物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1893~1988)出版於1921年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互比觀,正可發現其中頗有相映成趣的精采處。蓋梁著分析中、西、印三方文化言: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中國文化則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至於印度文化則是以「意欲反身向後」為根本精神。經過此一參照比觀,或可回歸到當時的時空背景,對純甫先生之說得一善解,並給予合適的評議與學術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