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纏足、辮子等臺灣人女性、男性的身體作為研究的代表性案例,採取系譜學(genealogy)、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研究觀點,針對歷史文獻的挖掘與分析,並解析書寫者所擁有的不同社會位置及其影響。日治初期的臺灣舊慣調查及民族誌書寫,對於纏足、辮子等身體儀態(布赫迪厄詞彙)或身體技術(莫斯詞彙),如何建構出相關知識,乃至如何改變這種規範與價值,與最後從身體直到思想徹底地將臺灣人改造為日本人,可說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關鍵之一。研究材料包括片岡巖、東方孝義、佐倉孫三等著名的臺灣民族誌經典作為主要參照座標,並廣泛參照日治初期代表臺灣總督府觀點的《臺灣舊慣記事》、《臺灣協會會報》、《臺灣日日新報》;代表經濟觀點的《臺灣農友會會報》;代表官方監視系統的《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報》;代表教育觀點的《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教育》、《臺灣愛國婦人》;乃至代表語言學習觀點的《臺灣土語叢誌》、《語苑》;最後並參照臺灣知識階層觀點的私人日記,如《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等。重新解讀這些史料整理,本文將分為三個主要層次加以分析,包括視覺至上主義與展示,從知識到言語的規訓,當地人觀點的掙扎與位移。藉著這些不同角度的考察,我們將更進一步考察日治時代臺灣民族誌,是否如同傅科在解釋理性時代誕生的監獄,是一種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塑造與詮釋臺灣民眾知識的權威見解。臺灣民眾的身體該如何觀看或監視等民俗知識的背後,不僅透露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所亟欲追求「脫亞入歐」的現代性,甚至與臺灣殖民統治的統治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