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與一群台大、師大的學生,還有幾位劇場工作的夥伴,相約在台大農化系舊館拜訪張則周老師。張老師,不但是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犯,在多個政治犯監獄服刑十一年才重返校園;他也是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大遊行」的重要發起人,爾後也長期投入社區大學從事群眾教育工作。年屆九十的他,究竟如何跟年輕人分享「生命」與「教育」的意義呢?每次在回顧自己的政治犯經歷時,他經常跟年輕人提到:像我這樣的人能活下來,是幸運,許多朋友當時並沒有做什麼嚴重的事情,卻在白色恐怖中就輕易喪生,就這樣跟我們告別。因此,剩下來活著的我們,是多麼幸運,怎麼有理由不珍惜活著的每一天?怎麼不好好想清楚每一天要做什麼?直到「死亡」來臨的前一刻,我們究竟要投入哪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