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自辦市地重劃：一位社會學學徒的田野反思

Facing self-organized urban land replanning: A sociology student’s reflections on fields

這是一篇田野的反思，乘載我從理論到現象，從疑惑到釋疑，這不斷來返的過程。大二，我還是一位著迷於文學的少年，從文學閱讀裡，介入每個我所陌生的社會。為了使興趣與研究相媒合，我在文學史裡試著攀住幾個文學家，切分幾條軸線，有所回溯的探問文學家的生命，其中楊逵是我認知的初衷。我開始好奇，楊逵這麼一位貼近底層的文學家，寫出資本主義下被剝削的人的生命困乏，他何以在日本殖民時期不斷挑戰殖民政權的底線，不斷發表？其後，我持續爬梳台灣文學史，驚訝地發現日治時期文學家舊作重刊的集體現象。那是國民黨文藝政策支配的時期，文藝集團掌握文學組織、經費、刊物、發表平台，近乎鋪天蓋地的佔有，然結構之下，這些老作家，包含楊逵的作品能夠重刊，其背後意味著什麼？文化中介者基於何種理由，各取所需的詮釋楊逵？楊逵舊作重刊的週期，起始於1950年代，到了1970年代，最為蓬勃，時代的驅力像篩子一樣，篩選出何種作品能刊，何種不能刊？文學裡果真折射出一個多面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