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賓薩伊德(以下簡稱D.B.):在《哲學宣言》中,你反對當代哲學,由於「背負起上世紀」,而決定認罪,你亦反對「哲學今後是不可能的」之想法。你看見普遍真理被拋棄的隱憂,一種在意見專制之前的投降。你承擔了一種「柏拉圖的姿態」,宣稱想要「標舉柏拉圖的旗幟」並且表明一種哲學的野心,將其定義為「永恆的明亮敞開」。你不也因此重新採用詭辯學家和哲學之間長久的對峙嗎?若你批判現代哲學,「語言、美學與民主」似乎有充分地根據,它們的對比從現今的觀點來說,是否導致文人奔達(le clerc Benda)反對鬥士尼贊(le militant Nizan)之類似對比?在《條件》一書中,你因此呼籲詭辯學派是哲學的另一種必要,「要求哲學維持它的倫理學。」與其思考哲學與詭辯學派、社會學與媒體名嘴(doxosophe),兩種知識的專門形象,鬥士的位置不屬於在他們的交鋒及他們的緊張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