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詩學」與「大漢天聲」︰評黃維樑《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

八十年代中，錢鍾書先生跟當時還很年輕的黃維樑先生通信，中多嘉許，曾以「揚大漢之天聲」之語相勉。這句話出自東漢永元元年（西元89年）大作家班固為大將軍竇憲大破北匈奴單于而勒石記功的〈封燕然山銘〉，原作「振大漢之天聲」。去年夏天，原文的摩崖石刻在蒙古國境內被發現，兩千年前盛事復睹，國人精神當然又振奮了一回。可是，細數中華之驕人歷史，恢拓境宇的武功畢竟不常有，而文治之盛卻是世所公認的。在中國文學不斷開疆拓土的進程中，有一部大書，其彪炳後世，霑溉後人，地位相當於「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的燕然勒石，這就是一千五百年前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鑒於這部體大思精的文論巨著在世界文學史上未被充分認識的重大價值，黃維樑先生三十多年來，將治學的重點之一放在《文心雕龍》上。他從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的角度，著眼於中西文心之同，古今文思之合，圍繞著《文心雕龍》撰寫了四十餘篇論文，收入作者多種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書中，以及其他類著作中。而這部《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卻是他迄今為止第一本《文心雕龍》研究的專著，代表了他關於「龍學」最成熟的觀點，所以格外值得珍視。